作者:印閑生
來源:江寧知府(ID:jiangningzhifu2020)
特朗普大幅提高美國關稅的一個重要理論支撐是“關稅由外國人承擔”,由于害怕引發內部通脹,白宮最初懷著“走一步看一步”的心態。全面“對等關稅”是4月份推出的,根據美國5月份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(CPI),剔除能源和食品價格之后的核心CPI僅上漲0.1%,漲幅低于之前預期的0.3%。財政部長貝森特接受采訪時自信地表示:“反對派希望經濟減速,通脹大幅加劇,但是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。”特朗普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:“正如我一直預測的那樣,進口價格實際上在下降,假新聞和所謂的‘專家們’又錯了,應該將這個調查結果給‘太遲的鮑威爾’看看,他一直像個嬰兒那樣抱怨根本不存在的通脹,拒絕做正確的事。”同期,日本發布的一則統計數據引發各方關注:3月至5月間,日本汽車出口到北美的價格下跌了17.7%——這說明日本車企為了盡可能避免在當地漲價,即使削減利潤也要確保市場份額。拆開來看,在25%的汽車關稅中,出口日企承擔了17.7%,進口企業和消費者僅承擔了7.3%,即日本汽車制造商消化了關稅帶來的大部分成本。這顯然是特朗普敢于繼續通過關稅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的原因之一。在當時的文章中我們提出,特朗普團隊肯定掌握了類似的敏感度測算,假如關稅主要由出口企業承擔,則傾向于繼續征收、保留該關稅;假如主要由進口企業和美國消費者承擔,則會考量降低。如此便解釋了為什么美方在打出高關稅牌的同時,又不停地釋放“可以談”的信號,其根本目的是最大化本國利益,隨時調整關稅結構和征收對象。關稅的征收方式是由海關直接向進口商征收并上繳給政府,因為進口商才是本國境內的企業或個人,遠在他國的出口商并不歸你管。也就是說,盡管特朗普反復聲稱是外國人付款,可實際上收到賬單的是美國進口商——如果最高法院推翻關稅,退款也是打回美國進口商的賬戶里。當然,進口商不會白白掏這筆錢,它會一邊向外國出口商壓價,一邊以更高的價格轉嫁給消費者。這里面問題就來了,進口商和出口商本質上屬于“上游商業伙伴”,其利益是高度綁定的,他們在面對“下游消費者“時,喜歡采用慢慢漲價的策略消化掉上升的成本,以避免驟然刺激讓消費者改變購物習慣。近期,耶魯大學通過廣泛調研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,清晰呈現了出口商、進口商、消費者三方的分攤比例變化。如上圖所示,在2025年4月,美國進口商承擔了64%的關稅,外國出口商承擔14%,消費者僅承擔22%。此時關稅剛剛啟動,進口商處于懵圈狀態——由于特朗普只是給了三個月“暫緩期”(期間對大多數國家征收10%的關稅),因此美國進口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緊囤貨,暫時來不及重新議價。4月到10月的半年間,不僅特朗普政府在跟各國進行關稅談判,成千上萬個美國進口商也在跟外國出口商激烈討價還價。討價還價的結果是,到10月份出口商的承擔比例上升至18%。耶魯大學的分析人員認為,這些數字背后的邏輯其實很清楚,4月至10月間美國進口商尋找到了一些更便宜、更容易屈服的替代供應商,所以國外進口商承擔的關稅比例略有上升。根據他們的測算,到2026年年中,外國出口商承擔的關稅比例最終將穩定在25%左右。不過進口商和出口商的博弈并不是最重要的,在承擔完初期的成本壓力后,美國進口商正緩慢地向下游漲價。2025年4月到10月,消費者承擔關稅的比例從22%上升至55%,到2026年年中將升至67%——這與緩慢上升的通脹數據保持一致。不難發現,美國進口商作為進出口貿易活動的“中間人”和“發起者”,他們最終會把自己調整到一個相對舒適的位置,將絕大多數關稅成本轉嫁至“兩端”。假如無法實現上述場景,那他們干脆就退出這一商業活動了。由于消費者群體相對外國出口商更為分散、弱勢,因此最終的格局將是美國消費者承擔關稅的67%,外國出口商承擔25%,進口商僅承擔8%。耶魯大學的報告預測,如果通脹預期沒有脫錨,應該會在2026年中放緩,整體物價水平將比沒有特朗普關稅時高出1至1.5個百分點。而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分析,截至2025年10月31日,美國本年度關稅收入總計已達2239億美元,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422億美元。考慮到廣泛關稅是今年4月才啟動的,且10月份之后稅率更高,粗略估計每年可以提供不少于3000億美元的收入。通俗點解釋,特朗普政府實際上是以物價上漲1至1.5個百分點為代價,換取了每年約300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增長,本質上是對內征收了一筆消費稅。代表小企業主向最高法院提告的律師卡蒂亞爾稱:“關稅就是稅收,他們從美國人的口袋里掏錢,然后把錢存入美國國庫,而我們的建國先賢們把征稅權完全賦予了國會。”除了創收這個目標外,特朗普關稅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鼓勵制造業回流,僅就過去半年多的表現看,結果可謂好壞參半。在半導體、造船、醫療設備、關鍵礦產加工等領域,確實出現了投資美國的回流現象,但這主要是由供應鏈風險驅動的,而非單純的經濟核算。事實上,即使征收關稅,美國與海外生產之間的成本差異仍然很大,美國的勞動力成本比中國、越南、印度等低成本制造國高出三到五倍,20%、30%的關稅根本于事無補。此外,現代工業已經形成了廣泛的供應鏈網絡,復制一個企業車間很容易,但復制整套供應鏈網絡卻十分困難。在特朗普關稅之下,絕大多數公司選擇“微調”來應對,而不是簡單地回流美國,真正受益的是越南、墨西哥等毗鄰中美的國家。越南紅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分布著大量來自中日韓的企業園區。“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,他們目前的劇本——出口管制、關稅和零散的產業政策——是無效的。僅僅試圖放慢中國的速度是行不通的,相反,華盛頓必須專注于建立自己的工業實力體系。”簡單來說,你不能光給別人使壞,關鍵還是要靠自己變好。以電力設施為例,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每年增加的發電量相當于英國的總發電量,如今中國每年的發電量比美國和歐盟的總和還要多。中國在超高壓輸電線路和電能存儲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,可以長距離高效輸送電力,而充足的電力供應又使得依賴電力的交通系統(高鐵和電動汽車)得以快速發展。再以醫療系統為例,美國醫療體系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低效,完全可以從其他國家汲取經驗,甚至直接進口廉價的醫療設備和藥品。綜合看下看,特朗普關稅的影響其實沒有最初人們想象的那樣大,他搞了很大一個陣仗——全球征稅、全球談判,最后費盡力氣解決了原本就不存在的問題。“你可以不照著經濟原則來做事,但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。無論遵守與否,經濟的法則都存在,世界就是這樣運轉的,這就是人類社會的運行方式。”